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开始施行,其中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引发广泛讨论。
新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指的是程度轻微、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在公安系统留下的记录。这些行为社会危害性低于刑事犯罪,处罚方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仅为行政拘留(最高15日)或罚款。但在新规施行之前,这些违法记录很多时候会被随意查询、披露,导致许多当事人因为一次犯错,波及终身、殃及子女,在求学、求职过程中遭遇过当限制,甚至失学、失业。
新规施行后,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依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内部,并未消除,只是严格限制对外公开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询。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在坚守「违法必受罚」底线的前提下,给当事人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现代法治的救赎精神。
这次变革中,赵宏的身影不可忽略。她是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长期活跃的普法者。为倡议限制治安违法记录的无序公开,她写了十几篇面向公众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她认为,公开的治安违法记录是无限延长的「社会惩处」,而法律应当「过罚相当」。
积极撰写法治评论的赵宏,谈过的话题还有许多:单身女性冻卵权、劣迹艺人的「封杀」、抢生二胎被罚案……大多是不讨好的话题。她推动过改变,也招来许多非议。在不提倡表达的时代,她一直在表达。
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表达?为什么要为违法者发声?她眼中的理想法治是什么样的?2025年10月,我们与赵宏进行了访谈。
文|
冯雨昕
编辑|
鱼鹰
图|
(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章鱼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天黑以后》里,法学生高桥常去旁听审判。最开始,他自认为与被审判者之间有道「坚固的高墙」,审判是别人的闲事,而他洁白无瑕、作壁上观。但在听过太多陈述、证词、诉词和辩护词后,他的信念逐渐动摇了:「那堵分隔两个世界的高墙也许并不存在。就算它存在,没准也只是一道纸糊的薄墙。」他感到恐惧,放弃了搞乐队的理想,决定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把这道墙的问题好好探究一下——他将审判制度看成一种奇异的生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扭动着无数条长腿……在这家伙面前,所有人都丧失了姓名,丧失了面孔」。像章鱼,他总结,栖息在深海底的巨大章鱼。
成为行政法的老师以后,这是赵宏很喜欢对学生讲的片段。它当然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但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经验,是每个人都或许有的、来源已久的经验。
赵宏的经验源自童年。她的父亲在地方运管局工作,有一天回来告诉家里人,最近查处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车辆,司机不肯交罚款,耍赖躺在车前,说要扣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父亲的一位同事年轻气盛,和司机纠缠了一会儿,居然真的去开车了。最后司机被撞倒,虽不严重,那位同事也被判了刑。
父亲说起这些时忧心忡忡——当违法者躺在车轮下时,合法的扣车不能顺利执行,执法者应该怎么办?再往大了说,这位司机在妨害公务吗?遇到妨害公务的行为时,执法者的反应边界是什么?父亲很困惑,她也跟着困惑。
类似的困惑时刻,在她此后的人生若隐若现,没有断过。
她在中国政法大学念硕士时,帮着导师做法律援助,对一个案子印象很深:妻子要生产了,丈夫开车送她去医院,强闯了一片交通管制的区域,因此要被追责。
参加工作后,她又知道了另一个案子:一位货车司机在经过某地的超限检查站时,因为车上的卫星定位装置掉线,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被施加了扣车、罚款2000元的处罚。他不愿接受,又不知怎么沟通,最终服药自杀了。她读到他的遗言,「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挣到多少钱,反落下了一身病……今天在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罚款2000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她马上记起小时候听说的那位司机,他固执地躺在自己即将被扣押的车辆前时,大概也在想,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这些?我的生计怎么办?太过相似的场景。
所以她时不时会想到那条章鱼,那条无处不在、庞然大物式的章鱼。被它捉住的人大多恐惧且迷茫,而没被捉住的,并不一定因为他无瑕,或许只是他的运气没那么坏。
2022年,好友转给她一条法律咨询。当事人为了找工作,去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同时得到一行备注:曾因赌博被治安拘留——没有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但留下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记录。那么他当然一份工作都找不到,生活也几乎停滞。
不久后,《上海法治报》向她约稿,她又听说了有这样一位父亲,多次给孩子办转学未果,向教育部门打听后被告知,这是因为孩子曾在副驾驶座上不系安全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留下了记录。
至今,赵宏说起这两件事时仍有些惭愧,她一直是行政法的研究者,却在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违法会留下永久记录」。她把这归结于自己视角的缺陷。她在法大读本科和硕士,在北大读博士,又回到法大教学。她几乎没有离开过校园,她的知识也是。于是,这之后,她认为有些东西应该走出校园。
她为此作了一篇评论,《行政违法「案底」消除应该先行》。她把行政违法记录比作现代墨刑,「让当事人承受了远超出其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的惩罚,完全悖离了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她倡导在一定条件下,将违法记录消除的可能性。
稿子发出后,她的个人邮箱成了树洞,前后来了几百封信:有用VPN翻墙被网警警告的,有发短视频说自己复活了秦始皇被定性造谣的,有和邻居吵架,往对门上喷了个「死」字被拘留的,当然也有很多普世道德观下难以接受的赌博、嫖娼和吸毒的。来信者中男女老少都有,共同点有两个:都有违法记录,都被这记录绊住了脚。他们没有工作,难以升学,不能升职,甚至在过高铁检查站时,刷身份证有异响。他们都言辞绝望,着急忙慌地问她,这辈子是不是只能这样了?这事儿还有可能被解决吗?
章鱼不仅无处不在,而且被章鱼捉到过的人,都会被烙下印子——不论他因什么被捉到,这印子可能永远不会消掉。章鱼必然有它的正义性,但关于印子的事儿,是不是完全不能商榷?
赵宏后续又写了十几篇面向公众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学术界讨论此事的第一篇论文。学术会议、公共演讲,能谈的渠道她都去谈。
对她个人而言,结果大概好坏参半。
2025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出新规,「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新规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而坏的那一半是,她因此招来很多非议。最近一次发生在2025年11月底,互联网上,行政违法记录将封存的消息被简化为「吸毒人员违法记录封存」。作为倡议者的一员,赵宏过往的文章与呼吁被翻了出来。她被评为傲慢,别有用心。更糟糕的评语也出现过。
这是最近的一次,但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违法记录的去留,赵宏谈过的话题还有许多:单身女性冻卵权、劣迹艺人的「封杀」、抢生二胎被罚案……大多是不讨好的话题。
这也是我们10月初找到赵宏,想要与她做访谈的好奇所在——为什么她要不停地谈论它们?
答案可以很公共,她是一名行政法学者,她关注公权力的使用。答案也可以很私人,某种意义上,她就是《天黑以后》里的高桥。认识到那条章鱼与那道墙以后,她必须不停地探究。

十年
理解并共情高桥,并不在最早的计划范围内。赵宏在甘肃的一座小城市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里没有人能做出复杂的升学规划。出于兴趣,她想过学英语,但被师长们认为工具属性太强。最后所有人都推荐她学法律,依据是朴素的常识,「法学毕业,容易拿铁饭碗」。
到了法大上本科后,学科门类众多,当时许多同学喜欢刑法,因为贴近日常,还有一定的刺激性。但赵宏很快发现自己更喜欢行政法——她喜欢推敲逻辑、规则和体系,厘清各行政部门的职能和制度时,也有抽丝剥茧的快感。她的诉讼法成绩总是年级第一。所以她要不断追求优等生的成就,攻下了行政法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她想变得「专业」,但专业之后要做什么,「是没有足够想清楚的」。
那时候还有太多没有想清楚的事。
本科毕业时,她参加过一座副省级城市的法院面试,一开场,考官就让「1米7以下的男生」和「1米6以下的女生」退出去,她是其中一个。用现在的目光看,赤裸不过的歧视,但当时她在不快之余,没有再做什么。这成为了遗憾,「我们学法律的,却没有想过挑战。」
2005年,回到法大任教后,她和同为法学教师的罗翔、陈碧、李红勃成为朋友。这段友谊在后来被多次书写——四个刚工作、没找到人生方向、「也没什么钱」的年轻人,为了纾解苦闷与迷茫,经常组织读书会。
陈碧初识的赵宏,有点瘦小,戴着眼镜,话不多。陈碧那一阵染黄头发,常穿双白靴子,会抽烟。相熟以后,赵宏告诉她,起初看她不像个读书人。她回敬赵宏,你也跟我差不多,好像什么都不懂。
陈碧向《人物》回忆那段读书会的时光,他们四个讲好了不读纯文学,只读社会科学的专著,偶尔也会邀请来外交学院的几位男老师。包括罗翔和李红勃在内,几位男性凑在一起「哒哒哒地辩论」,今天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天谈路德主义。她和赵宏坐在一边,听不懂,插不上话,记笔记也记不明白,「就是两张白纸,也有点胆怯」。
那时她们不理解,为什么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仿,也都在当老师,这几位男性就如此乐于讨论宏大的议题?为什么他们讲起国家与社会,就像讲自己家的事儿一样?「我们是很后面才认识到,男性很早就会确认自己身上的政治性,会看重人的政治权利,然后愿意讨论它们。但作为70年代出生的女性,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不大会让我们长出这种政治性的。」
在这个层面上,她们感谢罗翔,是他执着地将她们「裹挟」进这些讨论。「有些书我俩说看不太懂,他说看不懂才要讨论,都能看懂你还开什么读书会?」他负责选书,部分书很难买到,他就主动复印出几本,分发给每个人看。
频繁的聚会持续到他们三十岁左右。罗翔和李红勃出国访学,陈碧去了企业工作,赵宏有几年忙着生育和育儿,彼此的联络就淡了很多。真正再相聚,是十年后了,李红勃和陈碧都回到法大任教,四人约了顿饭。
饭间,陈碧发现,赵宏变了,「从一个只会听,连发问都困难的人,变成了对自己的专业很自信的、逻辑严密的、很难被驳倒的人」。
在这或许是人生中成长最快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今天的赵宏难以总结,生活就是那么平凡地过去了。但大概也有些变量?微不足道却持续地作用着。
她一直是个极度认真的人。罗翔在书里写,很多年前,他和赵宏同在德国交流,他游山玩水时,赵宏总在学德语、查文献。现在他的德语能力所剩无几,而赵宏听说读写俱佳。「荒废和无所事事,这些词的反面才是赵宏的生活。」陈碧说。
赵宏符合人们对自律学者的所有想象:常年早上6点起床,喝口水,空腹去跑步,旅行时也不间断。不喜欢在家务上浪费时间,早餐只吃面包、牛奶和鸡蛋,午餐和晚餐要么点外卖,要么都在大学食堂解决。有了孩子后也是一样。很少逛街,买衣服尽量买同一个牌子,「减少搭配的困难」。每天要喝3到4杯美式咖啡,专注力高,写了20多年的论文,从不拖稿,一天都不拖。
但自律不是她的荣誉,自律只是方法论。关于这点,她深以为与她最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有所共鸣——村上也跑步,也规律地生活与写作。她和村上一样,「都不是天赋特别高的人」。为了守护自己的灵感与才华,就必须用职业化的态度,完成每天应完成的工作。
努力确有回馈。她写的那些论文,过去陈碧就一知半解,现在更觉得艰深,「连标题都是奇奇怪怪的,很难复述的」。赵宏的电脑里没有存稿,因为她「每投一篇论文都能发表」。兴许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术上的正反馈,让她慢慢变得笃定。
2017年,罗翔开始写作法治评论,接到的案例如果涉及行政法范畴,就向赵宏求助。两人讨论的次数多了,罗翔建议赵宏也加入普法写作。她起先不肯,这是她没涉足过的领域,担心写不好或者写也无用,也担心挤占做学术的时间。罗翔劝她,哪怕每个月写一两篇呢?费不了多少力气,还能挣点稿费。
这个劝说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她终于尝试写了第一篇评论,是关于抢生二胎罚款的: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一对夫妻在2015年12月16日生下第二个孩子,2018年9月,当地卫计局向他们追缴违法生育二胎的「社会抚养费」。她在评论中分析了这种追缴是否合法、合理。
普法写作没有想象中困难。但写完稿,她有种奇异的感觉,行政法其实和刑法一样贴近生活,至少比想象得要近很多,「可法学院里不研究它在生活里的状态」。
一旦产生好奇与认同,职业化的态度又来了。又随着李红勃和陈碧的加入,四人形成了固定的写作小组,赵宏的自律再次发挥作用,并且开始介入整个小组。
与他们合作过的凤凰网「风声」栏目前主编靳丽萍记得,赵宏是写稿最快的一个,「经常不见面,就语音聊一聊选题,说好几点交,她就几点交。」最快的一次是写作郑州中院「黄名单」事件,上午布置的题目,夜里就收到了稿子。
再往后,赵宏逐渐展露出编辑的天赋,她会主动找题、报题,甚至直接找朋友或学生组稿。组完,还会自己先编一版,再交给靳丽萍,「大多不再需要修改」。
好几次,陈碧和赵宏喝着咖啡,聊起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研究刑法的陈碧简单谈了两句,赵宏立刻说,这个点太好了!你把它扩写成一篇文章吧。陈碧提出抗议,随口的论点早就忘记了。但赵宏表示没关系,先写,写出来就好了。「你很难拒绝她。」陈碧说,为此,她「莫名其妙地多写了好多篇稿子」。

李红勃、赵宏、陈碧、罗翔(从左至右)合影。
双鱼座
如果因此落入对法学学者的刻板印象,认为赵宏是个板正、严肃或苦大仇深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一次,四个法学好友去四川做系列演讲,有位记者一路跟随,想写一篇反映法学人精神的报道。最终稿子没有发出,赵宏猜测她有点失望,「在她的想象中,我们可能随时在愤怒,在抨击。但结果除了上台演讲之外,我们一直在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瞎聊天。」
还有一次,四个人上节目,主持人提问,谁最八卦?陈碧、罗翔和李红勃都指向赵宏,她也指着自己。陈碧和李红勃是外校来的老师,罗翔不怎么在校内社交,最活跃的就是赵宏了,她几乎是法大所有家长里短的传声筒。陈碧常常接到赵宏的突击电话,「说懒得打字了,要直接跟我说,问我知道那什么什么一个事儿吗?」
前媒体人陈炯和赵宏、陈碧有一个微信群,起名叫「酒醉的爱情」。三人在里面聊情感、穿搭、星座,还有一切琐碎的日常。赵宏上陈炯的访谈节目,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个「恋爱脑」,直到今天也向往拥有基于智识交流的爱情,向往得到自己喜欢的男性的肯定。
节目上线后,有人向陈炯提出批评,赵宏是这么正经一个法学老师,怎么尽聊恋爱的事?这从任何角度看似乎都不够进步。陈炯转达了这层评价,赵宏反过来安慰她,没事,就让他们说。「她是真实、自洽的一个女性,无所谓自己是不是处处先锋。」陈炯说。她和赵宏都是双鱼座,都细腻、敏感、泪点低,都喜欢明媚颜色的衣服。
对陈碧来说,赵宏有时细腻得有些惊人了。一次陈碧在群里抱怨,今天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自己心情很差。原本说完也就过去了,赵宏又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我现在来看看你,说着就已经打车到了楼下,「一种『前现代式』的关心,她不会等我开口叫她来,也不太担心打搅我,她就是觉得有朋友需要她了。」见面后,泡杯茶,再讲几分钟八卦,陈碧的心情确实就变好了。

陈碧(右)与赵宏。

